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嵇康『言行不符殊不可』略辨

  很多读书人恐怕都会因倾心魏晋风度而对嵇康倍加推崇,特别是在正始之音成绝响后,一半透过史籍记载,一半凭借丰富想象,更觉历史上的嵇康简直完美。嵇康不仅“龙章凤姿,天质自然”,而且“学不师受,博览无不该通”。但是不妨先抛开“文人相轻”的主观成分,看看对嵇康“言行不符,殊不可”的评判是否成立。”魏晋以来,对这段故事的评论代不乏人,但“博学精练名理”的钟会是否“未尝非慕贤乐善之心”,而嵇康的被害是否与钟会的谮言有关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嵇康这种“箕踞绝之”之“行”,与他在《诫子书》(即《家诫》)中“于人情世故,委曲详尽,一似察言观色。其实何止是袁枚,就连鲁迅也认为现实中的嵇康和《家诫》中的嵇康“宛然是两个人”。

  很多读书人恐怕都会因倾心魏晋风度而对嵇康倍加推崇,特别是在正始之音成绝响后,一半透过史籍记载,一半凭借丰富想象,更觉历史上的嵇康简直完美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“嵇叔夜之为人也,岩岩若孤松之独立;其醉也,傀俄若玉山之将崩”。嵇康不仅“龙章凤姿,天质自然”,而且“学不师受,博览无不该通”。然而就是这般完美的人物,仍曾遭到清初名士袁枚的非议。袁枚不无抱怨地说,“尝读《嵇叔夜传》,傲慢已甚。钟会见访,未尝非慕贤乐善之心,何必箕踞绝之,令人难受?其取祸宜也。然读其《诫子书》,于人情世故,委曲详尽,一似察言观色,虑以下人之达者。言行不符,殊不可”。在明末清初强调“知行合一”的理学氛围中,袁枚“言行不符,殊不可”的评价不可谓不重。但是不妨先抛开“文人相轻”的主观成分,看看对嵇康“言行不符,殊不可”的评判是否成立。

  袁枚提到的“钟会见访”一事,《世说新语》和《晋书》中的记载如出一辙:“初,康居贫,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,以自赡给。颍川钟会,贵公子也,精练有才辩,故往造焉。康不为之礼,而锻不辍。良久,会去,康谓曰:‘何所闻而来?何所见而去?’会曰:‘闻所闻而来,见所见而去。’会以此憾之。”魏晋以来,对这段故事的评论代不乏人,但“博学精练名理”的钟会是否“未尝非慕贤乐善之心”,而嵇康的被害是否与钟会的谮言有关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嵇康这种“箕踞绝之”之“行”,与他在《诫子书》(即《家诫》)中“于人情世故,委曲详尽,一似察言观色,虑以下人之达者”之“言”是否不符,原因又何在。

  袁枚是明末清初屈指可数的名士,而当时也曾出现正始之音的回响、魏晋风度的余绪,按说基于共通心理,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嵇康的言与行。于是我们认为,袁枚在这里的想法恰好微妙地透露出了魏晋名士的另一些面向,可以为我们理解魏晋风度的怪诞,明末清初名士与魏晋名士间的区别——如果不是差距的话,提供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。如同其他魏晋名士一样,嵇康的行为确显怪诞:身为魏室之婿,却栖息山林;明明满腹诗书,却化身打铁匠;好友将去选官,他却亲写绝交书……在袁枚看来,最为怪诞的应该是“长好老庄”的嵇叔夜竟以儒家的世俗准则教子立人。在魏晋那个“老庄学说不断兴盛,佛教思想流布日广”的时代,为什么嵇叔夜依然摆脱不了儒家的那套“人情世故”?

  其实何止是袁枚,就连鲁迅也认为现实中的嵇康和《家诫》中的嵇康“宛然是两个人”。不过鲁迅又说:“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,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。因此我们知道,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……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,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,并非他们的本态。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,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。”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教子立人,无非都是儒家“内圣外王”、“修齐治平”、“经世济民”,哪怕是在魏晋那个乱世。“博览无不该通”的嵇康不会不知晓孔孟的仁义之说和入世之道;不会不知道在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政道合流、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后,儒家思想已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;更不会不知道“三纲六纪”之说早已承载了太多的现实观念。在魏晋时代,“儒学并没有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,儒学某些内容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前代”(骆玉明语)。因此即使“高情远趣,率然玄远”的嵇康也难以幸免——现实中可以言谈玄远,行为怪诞,但在《家诫》中却反复劝告儿子嵇绍“若志之所之,则口与心誓,守死无二。耻躬不逮,期于必济”。以此断言嵇康“言行不符”,袁枚未免显得苛刻。因同为“竹林七贤”的阮籍曾说“礼岂为吾辈设耶”,但任何人都能察觉到阮籍“本有济世志”;又如因出仕选官而被嵇康绝交的山涛,后曾有人问王衍“山巨源义理何如?是谁辈?”王衍回答“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,然不读老、庄,时闻其咏,往往与其旨合”。因此如果嵇康“言行不符”,那么阮籍和山涛也不例外。

  留白(刘强)曾经表示,古人训诫子女无非两种姿态:一种是由于自身的成功希望后辈以自己为榜样,另一种是由于自身的失败希望后辈引以为戒。嵇康的《家诫》无疑属于后一种——自身身处乱世,只能“独善其身”,于是将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交付儿子。嵇绍后来也不负父望,不仅自身“清远雅正”,且在山涛的举荐下出仕为官。嵇绍的这种姿态,恰恰是嵇康所期许的。这种期许代表了嵇康对自身及时代的清晰认知,也正是这种认知造成了袁枚眼中的“言行不符”。如果说嵇康外在行为的“怪诞”和“非礼”,是迫于外在时势的无可奈何,那么内在言语的“正常”和“尊礼”就是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。王烈对嵇康的评价,谓“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,命也”,可谓深得其中三昧。以至嵇康死后,向秀(子期)被迫出仕为官,只能违心地说:“巢、许狷介之士,不足多慕”,《思旧赋》更是“刚开头却又煞了尾”。

  由此可以看出,袁枚对嵇康“言行不符,殊不可”的评价,实际上是没能“知人论世”的结果。嵇康也好,阮籍、山涛、向秀也罢,即便内与外、言与行、仕与隐在表面上多有不符,但不能掩盖其实质上的相符。嵇康之撰《家诫》,嵇绍之遵《家诫》,是因时制宜保存家风、延续家训的典型表现。作家、评论家费振钟表示:“如果说,魏晋名士在时代的大苦难中,个人的生命却还能保持张扬强劲的姿态,那么明代文人却由于专制政治的摧残和虐杀,他们的生命变得贫弱了,空虚了,再也没有多少可以抵御苦难的能力了”。这种个人生命的“张扬强劲姿态”是否属于“人的觉醒”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费振钟已经告诉我们:如果说明末清初是一个“堕落时代”,那魏晋毕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。正是在这种对后世子嗣的期望中,隐含着魏晋风度背后的思想和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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